1893年，巴黎，法国汉学家沙畹的《我国两汉石刻》出书，第一次体系地向西方展现了汉代画像石艺术，敞开了西方对我国古代雕塑与绘画的学术研讨；1910年，伦敦柏林顿美术沙龙，一场“我国前期陶器与瓷器展”悄然开幕，展出的491件陶瓷中，呈现了很多汉陶、唐三彩、宋瓷，因以往甚少被提及，得到西方藏家广泛重视；1935年，伦敦，皇家艺术学院的展厅里，来全球公私保藏的3000多件我国文物汇聚一堂，成为规划与影响空前的我国艺术展。

　　这些跨过东西方的重要展览和出书，标记取西方世界对我国艺术的认知改变。但这一改变的背面，是近代我国山河破碎、文物很多丢失的悲痛前史。从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圆明园，到1900年八国联军掠夺北京，再到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、古董商借铁路构筑、考古查询之名盗掘古墓，很多瑰宝流散海外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算，全球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中，我国文物达160余万件，而流落私家藏家之手者更是不可胜数。而记载这些保藏、展览与研讨进程的，是很多海外编印的我国文物图录。现在，它们中的56部被集结为《海外编我国古代文物图录辑刊》（全40册）（以下简称《辑刊》)，将那段跨过半个多世纪、横跨大洲的文物流通前史，浓缩在了文献之中。

　　英国的大维德爵士是其间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。他自1915年前后开端保藏我国瓷器，1925年资助了故宫御书房瓷器展厅的敞开，并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树立了深沉的友谊。这段往来彻底改变了他的保藏档次，他不再追逐西方人偏心的清代彩瓷，转而参阅我国传统审美，很多购藏宋瓷。1934年，他出书了《大维德藏我国陶瓷图录》，扉页由马衡题写中文书名。1950年，他将一生保藏的1700余件瓷器捐给伦敦大学。其间，他在1920年代购得的那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（后称“大维德瓶”），则为元青花的规范器供给了确凿的什物根据。

　　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皮尔斯白瑞，本是面粉商人，1919年的一次日本游览后，在卢芹斋帮忙下敞开青铜器保藏。他保藏中晚商至西周前期礼器多达66件，质量极精。1952年，汉学家高本汉为其编纂的《皮尔斯白瑞藏我国青铜器图录》出书，成为西方商周青铜器研讨的里程碑之作。

　　瑞典霍尔维尔配偶的《霍尔维尔藏我国陶瓷图录》，不只记载了藏品自身，还具体记载了每件文物的购买时间、地址、购自何人、购买价格，甚至支票的序号。透过这些记载，咱们得以窥见20世纪初文物活动的实在轨道。其间多件周至唐代的陶瓷购自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。此人原是津浦铁路的修路工程师，因施工中触摸出土文物而转为文物商。这恰恰反映了其时我国铁路构筑与文物外流之间的前史相关。这些由外国工程师、探险家、传教士经手的文物，多凭借治外法权和战乱之机私自运出，构成了近代我国文物抢掠的灰色链条。

　　在这些藏家背面，还有一批学者和组织。大英博物馆霍蒲孙掌握该馆陶瓷部27年，他编纂的《我国的陶与瓷》《明代瓷器》《我国晚期陶瓷器》等著作，构成了西方我国陶瓷研讨的柱石。瑞典的高本汉，从1936年起宣布系列青铜器研讨，其分期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。而喜龙仁，这位从文艺复兴雕塑研讨起步的瑞典学者，于1925年出书的《5至14世纪的我国雕塑》，第一次从风格演化的视角整理我国雕塑史，为这门学科奠定了根底。

　　1921年，东方陶瓷协会树立，成为英国甚至欧洲我国陶瓷研讨的中心集体。而更早的1910年柏林顿美术沙龙展览，也聚集很多藏品。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弗利尔美术馆，瑞典国家远东文物博物馆，法国的赛努奇博物馆与集美博物馆等保藏组织，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其我国艺术保藏的根底。但是，这些西方博物馆的“黄金时代”，恰恰对应着我国文物丢失的“至暗时间”。现在陈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龙门石窟宾阳洞《帝后礼佛图》浮雕，正是1934年该馆远东部主任普爱伦与我国文物商贩协作，凿石切开、装箱偷运出境的。

　　除文物组织与藏家以外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——卢芹斋。这个身世寒微的我国古董商，从巴黎发家，后成为西方我国文物商场的中心人物。他经手的很多文物现在遍及全球重要博物馆，包含端方旧藏的青铜器、洛阳金村的古玉、龙门石窟的佛雕。他还致力于推行我国文物，精心编印文物图录，约请其时顶尖学者参加。1950年，他在美国佛罗里达诺顿美术馆举行“上古玉器展”，并亲自为图录编撰序文，序文中如数家珍地列出在其协助下树立古玉保藏的欧美藏家名单，也为咱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前史档案。但是，卢芹斋是一个杂乱的前史人物，他既是很多我国文物丢失海外的重要推手，又在客观上向西方推介我国文物。近年来，跟着咱们国家对丢失文物追索力度的加大，卢芹斋经手的许多文物已成为追索的方针。

　　透过这些藏家、学者和文物商的往事，咱们咱们能够明晰地看到西方对我国艺术认知的深入改变。

　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西方保藏家眼中的我国艺术品，大多散布在在清朝康、雍、乾三代。它们被摆放在欧洲贵族的客厅里，作为奢侈品和装饰品，被视作“美物”或“奇物”。至于更早的汉陶、唐三彩、宋瓷，简直无人知晓，对商周青铜器、上古玉器、中古雕塑，更是闻所未闻。

　　1910年柏林顿美术沙龙的展览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展出的陶瓷中，呈现了很多汉代的陶俑、唐代的三彩、宋代的青瓷。它们的朴素，与其时欧洲艺术界正在鼓起的趋古之风刚好符合。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·弗莱在观展后写道，这些宋瓷的美让人“逸兴遄飞”。十年后，1921年树立的东方陶瓷协会，第一期会刊发布的13件我国陶瓷中，除一件元瓷和一件明瓷，其他满是汉至宋代的器物。

　　1920年代，商周青铜器开端成为西方保藏的新宠。此前西方对青铜器知道极有限：1871年，法国保藏家赛努奇从日本、我国带回1500余件青铜器，其间不乏商周重器，却因无人识货而反应寥寥。但到1925年阿姆斯特丹的我国艺术展，商周青铜器已达30余件；“贪吃”“雷纹”等术语初次呈现。到1929年柏林大展，青铜器数目增至80余件。1933年，斯德哥尔摩举行了“我国前期青铜器”展，学者、藏家涌入，城市为之拥塞。

　　上古玉器、中古雕塑的保藏也紧随其后。1912年，卢芹斋应赛努奇博物馆之邀，举行了古玉展，虽然其时“真实的古玉，寥寥二三罢了”，却敞开了西方对上古玉器的重视。喜龙仁的《5至14世纪的我国雕塑》，将我国雕塑与欧洲中世纪艺术混为一谈，让西方人找到了一条了解我国雕塑的途径，书中收入近千件著作，其间许多什物今已不存。

　　绘画范畴相同阅历了这一改变：西方开端受日本兴趣影响偏好明清市画，之后逐步将目光投向宋代绘画甚至更早的著作。1894年波士顿美术馆举行的“五百罗汉”展，展出的100件宋代著作，让西方第一次才智了我国绘画的丰厚相貌。

　　这种从“奇物”“美物”向“文物”的改变，背面是多重要素的一起效果。现代汉学的鼓起，为西方供给了了解我国艺术的前史与文明头绪；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艺术界的趋古之风，为我国前期艺术的真诚供给了赏识的土壤；而20世纪初我国社会的动乱，则使得很多宝贵的古代文物流入商场，为西方的保藏供给了物质条件。更重要的是，西方开端意识到，这些来自陈旧文明的器物，不是简略的奢侈品或装饰品，而是承载着前史、崇奉与精力的“文物”，是一个巨大文明的物质见证。值得提示的是，这种“发现”的价值是沉痛的，当咱们今日在国外博物馆里赞赏那些精巧的商周青铜器、北魏佛雕时，不该忘掉它们大多是在战乱和盗掘中丢失出境的。

　　《海外编我国古代文物图录辑刊》录入的56部图录，正是这段前史的“纸上见证”：沙畹《我国两汉石刻》，初次体系发布山东汉画像石，录入的武氏祠画像，成为西方了解我国汉画像石的起点；斯坦因《千佛》，初次高清发布敦煌佛画，48幅图版至今仍令人震慑……

　　这些图录多是当年定量发行的稀见文献，沃尔特斯1897年的《东方陶瓷艺术》家印本，仅装订了约200部，每部以丝绸为封、龙纹为饰，现在难得一见。大维德1934年的图录，定量680部，霍尔维尔配偶的陶瓷图录限印190部。更宝贵的是，它们大多选用珂罗版工艺精印。珂罗版能毫发毕现地再现原作翰墨层次，但印量极有限，往往数百部即告绝版。1913年德国定量发行《道子墨宝》，50开白描人物册页以珂罗版精印，至今仍是研讨唐宋绘画的重要材料。日本出书《爽籁馆赏识》相同选用珂罗版，印制之精巧，今人仍拍案叫绝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1938年出书的《波士顿藏我国绘画图集（汉至宋代）》，图版由日本大塚巧艺社以珂罗版印制，定量300部，代表了其时珂罗版技能的顶配水平。这些珍本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善本库，一般读者无缘得见。

　　《辑刊》的出书，不只是对珍稀文献的抢救性仿制，更是对丢失文物的一次“纸上追索”。它让我国学者无需远渡重洋，便能体系查阅这些散落海外的图录材料，为文物研讨、判定甚至追索供给文献支撑。近年来，咱们对丢失文物的每一次成功追索，不能脱离对文物来历、撒播进程的厚实考证——而这些考证，往往要从这些百年前的图录中寻觅头绪。因而，《辑刊》不只是学术工具书，更是维护文明主权的“文献证人”。

　　此外，该项目另独立出书概要册《国宝遗踪——海外编我国古代文物图录概要》，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级研讨院缪哲教授为《辑刊》所收图录逐个编撰说明。这套《辑刊》当选2024年度国家出书基金项目，充沛显示了我国对丢失文物“学术回归”与“文明主权”的战略支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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